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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的“女权牌”
4月17日，印度总理莫迪推动议会表决一项宪法修正案，试图将女性议员在议会中的席位比例从目前约14%提高至33%。由于未能获得宪法修正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支持，该方案最终未能通过。次日，莫迪在全国讲话中指责反对党“损害女性权益”，将一次复杂的制度争议迅速转化为一场围绕“谁更支持女性”的政治攻防。
从表面看，莫迪似乎再次站上了女性权益的道德高地：推动女性参政、扩大女性代表性、批评反对党阻挠改革。对于一个长期以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强人政治著称的领导人而言，这样的姿态让人意外。
但如果回顾莫迪过去十余年的执政轨迹，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次突然的价值转向，而是其政治传播中反复使用的一种策略：以“保护女性”“女性赋权”为名，占据公共舆论中的进步立场，同时服务于更现实的选举计算、族群动员和国家形象塑造。
换言之，莫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权政治家，而是一位极为熟练的“女权叙事”操作者。他并不否认女性的重要性，甚至经常将女性置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中心位置；但问题在于，在他的政治剧本中，女性经常不是独立表达自身利益的主体，而是被国家、宗教和政党反复调用的象征资源。
为什么一个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多数族群政治的领导人，会如此熟练地运用“女权牌”？他究竟如何包装自己的女性权益议程？为什么到了今天，这套政治话术正在逐渐失效？
作者：阿外
编辑：阿K
“选择性女权”和“愤怒的寡妇”
要理解莫迪的女性政治，需要把时间拉回到2014年。
那一年，莫迪刚刚当选印度总理。在印度独立日演讲中，他公开呼吁性别平等，要求父母同等养育儿子和女儿，并特别强调应教育男孩尊重女性。彼时的印度，刚刚经历一系列震惊国内外的性暴力案件，女性安全、司法问责和社会父权结构成为印度舆论场上的核心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莫迪的表态确实击中了印度社会的情绪需求。一个强势领导人公开谈论性别平等，批评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容易被理解为印度政治开始正视女性问题的信号。
然而，十余年过去后再回看，莫迪政府在女性权益上的实践并不稳定，也并不系统。它并没有真正触动印度社会中更深层的父权制度、种姓等级、宗教保守主义和性别暴力治理缺陷，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政治收益较高、政治成本较低的议题进行包装。
所谓“选择性女权主义”，就是在某些有利于打击政治对手或少数群体的议题上高举女性权益旗帜，而在触及自身基本盘和印度教社群内部父权结构时则明显回避。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三次塔拉克”改革。在印度穆斯林社群中，曾经存在一种做法：丈夫只要连续说三次“塔拉克”，即可单方面与妻子离婚。这一制度长期受到穆斯林女性组织和性别平权人士的批评。后来，印度最高法院叫停了这种做法，莫迪政府进一步推动立法，将“三次塔拉克”刑事化。
从女性权益角度看，这一改革确实回应了部分穆斯林女性长期以来反对单方面离婚的诉求，也使莫迪政府获得了“挑战宗教保守势力、保护穆斯林女性”的政治声誉。
但问题在于，这项改革是否完全出于女性权益考量，仍然值得讨论。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基础长期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紧密相连，穆斯林群体并不是其主要票仓。对穆斯林男性权威进行强硬干预，既可以被包装为女性平权改革，又能够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阵营对穆斯林社群的批判。
也就是说，在这个议题上，莫迪政府推进女性权益的政治成本并不高，甚至可以同时获得“进步改革”和“打击少数族群保守力量”的双重收益。但当类似的父权控制出现在印度教社群内部时，莫迪政府的态度就明显不同。
例如，印度教右翼长期鼓吹所谓“爱情圣战”叙事，声称穆斯林男性通过恋爱和婚姻“诱导”印度教女性改宗，进而削弱印度教社群。这一说法没有充分事实基础，却在印度部分地区成为干预跨宗教恋爱和婚姻的政治工具。
在这种叙事中，女性的情感选择不再被视为个人权利，而被上升为宗教共同体的安全问题。印度教女性如果与穆斯林男性交往，往往会被怀疑“受到欺骗”“被洗脑”或“被诱导”。她们的意愿不重要。父亲、法院、警方、右翼组织和网络舆论都可能介入，替她们判断这段关系是否“正当”。
更极端的案例也并不少见。卡纳塔克邦一位20岁的印度教女性Dhanyashree，就曾因社交媒体头像被怀疑与穆斯林文化有关，遭到印度人民党青年翼成员骚扰，并被造谣与穆斯林男性交往，最终不堪压力自杀身亡。
这正是莫迪式选择性女权的核心：当女性权益可以用于批判穆斯林男性时，它被高调强调；当女性自主性挑战印度教民族主义和父权秩序时，它便迅速让位于宗教、家庭和共同体利益。
相比“选择性女权主义”，莫迪更擅长的，是将女性权益与民族主义叙事捆绑起来。
2025年5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恐怖袭击，26名平民遇难。随后，印度政府发动代号为“辛多尔行动”的跨境军事打击。“辛多尔”是印度教已婚女性涂抹在发缝中的红色朱砂，象征婚姻状态：丈夫在世时涂抹，丈夫去世后不再使用。
以“辛多尔”命名军事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性别化的政治修辞。它把军事行动与女性的婚姻身份直接联系起来，将袭击中的遇难者遗属，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女性，塑造成国家复仇叙事的道德来源。
在这种叙事中，女性被简化为“寡妇”或“受害者家属”：她们的痛苦被国家征用，她们的婚姻身份被赋予象征意义，而军事行动则被包装成替她们复仇、替家庭和民族恢复尊严的手段。
但问题在于，女性本人是否同意这样的复仇叙事，并不重要。袭击中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希曼什·纳尔瓦尔曾呼吁不要扩大仇恨、不要用报复制造更多对立。然而，她的表态很快遭到大规模网暴、荡妇羞辱和强奸威胁。因为她没有扮演民族主义舆论期待中的“愤怒寡妇”。当她拒绝被纳入复仇叙事，她就失去了被尊重的资格。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辛多尔行动”的新闻发布会上，印度政府特意安排两名女性军官宣读行动声明。她们以专业、冷静、强硬的形象出现在镜头前，成为国家军事能力和性别现代化形象的共同象征，同时，也合理化了这场军事行动的正当性，为莫迪的“宏图大业”镶边。
这就是莫迪式女性政治的复杂之处：它会不断强调女性重要，甚至把女性放在极高的位置上，但女性真正想说什么，往往并不重要。她们可以被赞美，可以被展示，可以被代言，却未必能被倾听。
这正是莫迪式女权叙事的真实面目：它的目标并不总是改善女性处境，而是服务于选举动员、族群政治和国家形象塑造。一旦女性权益触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利益，比如父权家庭结构、种姓等级秩序、对少数族群的系统性排斥，莫迪的“女性赋权”就会迅速退场。
早年间，印度国内外不少观察者并未完全看清这一逻辑。部分自由派媒体曾将莫迪塑造成具有改革色彩的领导人，一些印度女性选民虽然不认同印度人民党的右翼色彩，却仍然因为莫迪个人所塑造的“强力改革者”形象，把票投给人民党。
但时间越久，现实与话语之间的落差越明显。越来越多印度女性发现，莫迪时代并没有真正带来女性地位的整体提升。相反，在很多问题上，女性被重新推回了宗教、家庭和民族主义的边界之内。
保护女性的总理，和更加危险的世界
莫迪政府在政治传播中不断强调“女性力量”，但他执政这些年，现实中的印度女性安全状况，却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改善。
近年来，针对印度女性的犯罪仍然高发。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相关数据，2021年印度平均每天有86名女性遭到强奸，每小时有49起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件被登记。每10万人中针对女性犯罪的发生率，也从2014年的56.3上升到2022年的66.4。
犯罪登记率上升确实可能部分反映了报案意识提高和统计机制变化，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说明，印度女性在公共空间、家庭空间和司法程序中的安全感仍然十分脆弱。
也并不是没有女性发声。事实上，印度社会从不缺少站出来抗争的人。但莫迪政府及其政治体系的问题在于，当女性权益议题触及权力关系、执政党人物或民族主义基本盘时，制度回应往往变得迟缓而暧昧。
2023年，多名印度女性摔跤运动员公开指控印度摔跤联合会主席、印度人民党议员布里杰·布尚·沙兰·辛格性骚扰。多位运动员曾代表印度参加国际赛事，久久精品中文字幕无码绿巨人为国家赢得荣誉。她们在新德里街头静坐抗议，要求严肃调查。
然而，政府最初并未作出迅速而充分的回应。抗议持续发酵后，警方和司法程序才在舆论压力下推进。对于这些运动员而言，她们面对的不仅是个人遭遇，更是一个典型困境：当女性指控对象拥有政治身份和组织资源时，所谓“女性尊严”很快会被权力计算稀释。
另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是比尔基斯·巴诺。
她是2002年古吉拉特骚乱中的穆斯林女性幸存者。当时，她遭到轮奸，亲人被杀，其中包括她年幼的孩子。多年抗争之后，施暴者终于被定罪。但2022年，长期由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古吉拉特邦政府批准释放11名强奸和谋杀犯。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人出狱后居然受到部分支持者献花欢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时期，莫迪在公开讲话中谈论着女性赋权，强调没有女性力量就没有印度进步。
这类反差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印度女性不再轻易相信官方的女性宣言：她们看到政治演讲中的女性被高度赞美，但现实中的女性在遭遇暴力、骚扰和司法不公时，并不一定能获得及时而坚定的保护。
更严重的是，莫迪长期执政强化了印度社会中的宗教民族主义力量。这些力量往往以“保护女性”为名，把女性重新安置回“家族荣誉”“宗教边界”和“民族尊严”的框架之中。
在这种秩序下，女性不再首先是拥有独立选择权的公民，而是宗教共同体的边界线、民族主义情绪的承压板。她们爱谁、嫁谁、穿什么、说什么，都可能被右翼势力解释为“社群危机”。
他们打着“保护女性”的旗子，却把女性从公共生活和个体选择中重新拖回父权秩序。女性可以被称为母亲、女神、新娘，可以被赞美为国家和文明的象征，但她不能成为一个“不听话的人”，不能拥有与国家叙事、家庭秩序或宗教共同体不一致的意见。
但也正是在一桩桩事件之后，越来越多印度女性开始重新审视莫迪的“女性赋权”。
比尔基斯·巴诺案强奸犯被释放，女性摔跤运动员抗议遭遇冷处理，“辛多尔行动”中反仇恨的女性被网暴，以及一系列针对女性的骚扰、虐待和强奸案件，都让许多印度女性逐渐意识到：官方的女性话语，与现实中的制度保护之间，存在巨大裂缝。
在莫迪高喊“女性力量”的新闻视频下，越来越多质疑和嘲讽开始出现。她们并不是反对女性赋权，而是反对把女性赋权变成政治表演。她们要的不是被赞美，而是被保护；不是被代言，而是被倾听；不是被国家塑造成象征，而是作为公民被平等对待。
过时的“女权玩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这次扩大女性议席，莫迪再次打出了女权牌。
这次争议围绕第131号宪法修正案展开。从表面看，该方案旨在提前落实2023年已经通过但尚未生效的女性议会配额制度，也就是将议会中33%的席位预留给女性。
女性在议会中只占约14%，当然是一个严重问题。印度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和重要民主国家，长期存在女性政治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提高女性议员比例，有助于让女性安全、教育、就业、医疗、家庭暴力和社会福利等议题更充分进入国家政策议程。
但这一次，问题并不在于女性配额本身，而在于它被捆绑进一个更具争议的政治安排：选区重新划分。
所谓选区重新划分，就是根据人口数据重新分配各邦在议会中的席位数量。印度上一次大规模重新划分选区可以追溯到1971年，距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按照宪法逻辑，人口普查之后重新调整席位分配，本身并非不合理。
但现实政治中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莫迪政府选择在此时推动？又为什么要把女性配额与选区重划放在同一个改革框架中？
印度将在2026年前后迎来多年未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而莫迪政府坚持以既有的人口数据作为选区重划基础。印度北部人口大邦，如北方邦、比哈尔邦、中央邦等，是印度人民党的传统优势区域；而南部相对富裕、人口控制更好的邦，如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特伦甘纳邦等，则更多是反对党和地方政党的政治基础。
如果按照人口重新分配席位，北部邦的议会权重可能进一步上升，南部邦则担心自身在联邦政治中的代表性被削弱。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个行政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印度政治版图重塑的权力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反对党和南部各邦对这项改革高度警惕。他们担心莫迪政府借女性配额的道德正当性，推动有利于印度人民党的选举制度重构。
莫迪的策略并不复杂：将女性配额与选区重划捆绑在一起，制造一个政治两难。反对党如果反对整体方案，就会被指责为阻挠女性权益；如果支持方案，则可能被迫接受有利于执政党的选区重构。
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捆绑。女性权益原本应当是一个独立、清晰、透明的制度改革议题，却被放入更复杂的权力再分配工程之中。
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对此批评称，这不是一部真正关于女性的法案，而是一次改变印度选举地图的尝试。此类批评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正是因为越来越多印度人已经意识到，莫迪政府使用女性议题时，往往并非只关心女性本身。
最终，莫迪这一次并未成功。南部各邦的反弹尤其强烈，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斯大林等地方政治人物公开反对该方案，认为它会损害南部邦在联邦政治中的权益。法案未能获得足够支持，莫迪也罕见地遭遇政治挫败。随后，莫迪再次采用熟悉的叙事方式，指责反对党“剥夺女性权利”，并警告不支持女性配额的人将受到“一半人口”的惩罚。
但这一次，这套话术没有过去那么有效。原因在于，印度女性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区分两件事：真正扩大女性政治权利，与借女性权利重塑政党利益，并不是一回事。
虽然女性配额本身值得支持，但它不应成为政党操盘的附属品；女性权益本身值得推进，但它不应被用来绑架反对派、掩盖权力计算或包装选举工程。
当然，印度女性在议会中只占约14%，这件事本身是有问题的。女性代表性不足，是印度民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陷。真正改善女性权益，也确实需要更多女性进入议会、政党、地方治理和政策制定过程。
问题在于，这样的改革不应来自莫迪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施舍式包装，也不应成为选区重划和党派利益的交换筹码，而应来自印度女性自身长期、持续、艰难的政治斗争。
几十年前，推动女性预留席位法案进入议会讨论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来自印度共产党的女性政治家吉塔·慕克吉。
1997年，当时的印度总理曾希望她入阁担任部长，但她拒绝了。她说，自己一生已经见过足够多的部长，她更愿意继续留在议会联合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推动《妇女预留席位法案》通过。
1997年8月14日，她轮值主持议会，并宣布将《妇女预留席位法案》提前讨论。然而，由于印度人民党等力量的反对，议会最终选择按程序搁置讨论。她一气之下带着几名女议员集体退场。事后，她说：“我丈夫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哭，但今天，我真的流泪了。”
她的痛苦并不只是个人情绪，而是一个女性政治家的历史挫败感。她看到，女性参政这样一个基本的民主议题，在党派算计、男性政治同盟和保守势力阻挠面前，被一次又一次拖延。
直到2000年去世，吉塔·慕克吉也没能看到这项法案真正通过。临终前，她仍然主张，女性预留席位法案不应与选区重新划分捆绑，也不应通过增加议会名额来稀释改革意义，而应当作为一项独立、干净、明确的宪法修正案推进。
这才是真正的女性政治：它意味着为女性争取真实的制度空间，即便这不能立刻换来掌声；意味着让女性自己进入政治，而不是由男性强人替她们定义利益。
随着越来越多印度女性认清莫迪式“女性赋权”的真实逻辑，那个由强人政治代言女性、由民族主义定义女性、由政党利益消费女性的时代，正在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真正的女性赋权，不会来自政治表演，也不会来自权力施舍。它只能来自女性自身的组织、表达、参与和斗争。对于印度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性别平等之争温热的舌头搅拌着疼怎么办，也是一场民主质量之争。
